上海毕竟是上海，其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就了一大批校长，不管现在位的还是已经离职的，还是现在的中生代。

当我们为生源、经费、高考而奔波时，上海“先一步、高一层”的战略思想让基础教育始终与城市发展的脉搏同振，并以先行者的姿态列于全国前位。

    人们对基础教育的重视，最终的落点在高中教育，因此，对高中的质疑在社会上也愈显强烈。重点与非重点、公办与民办、示范性与普通性之争，“进口”的不一致而追求“出口”的一致，迫使人们追求的是“千校一面万人同语”，校训的极端一致使各校更趋向于同质化，每年高考之后状元的称颂与重点率的排名，给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提供了充分的理由。

    问题不在于我们想到多少，问题在于我们能够改变多少。许多时候，校长都在为那些毫无价值的事情忙碌，尽管已经看透了这些赤裸裸的灵魂与把戏，但现实迫使你必须这样去做，不管是否情愿。更多意义上，校长是个愤青者，而不是一个改进者。社会的心态浮躁与急功近利，直接影响到了学校。也许在这里，我们无须解释太多，只需要心平气和地问问自己的胸口：“我们的高中教育怎么了？”

当一所学校的校长真是不容易，既要管学校教育、又管学校的经费，既要是“学术家”，又要是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管理家、经济学家。有的人可能很想当校长，但真正做了校长，再想下船就不容易的。最近火了一把的电视剧《我的青春，谁做主》引进来，即“我的学校，我做主”！其实，校长，苦啊！校长，累啊！如果有一天，校长因公殉职、别奇怪，那是应该早发生的事情！

    做校长，想了要做，做了再想，在思想上永远不能“缺席”，要从教育的“批判者”蜕变为教育的“建设者”，并在行动上争做吃螃蟹者。事实上，基础教育的目的和性质应该始终围绕“如何培养社会适应者，如何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”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“叫板升学率”。现实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，当下应该反思的，是无谓的制度可怕？还是我们的习惯、我们自己更可怕？制度或许本身并不可怕，只是我们默认的潜规则而且以类似真理的标准加以实施，或许这样的行为、这样的心态、这样的思想才可怕。

    最近看了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的《校长文化自觉与教育创新》，其中的话会给我们当校长的有所启发：“如果我们牢记时代赋予的使命，那么我们的办学理念和行为选择就不能局限于行政力量的推动，不能受制于潜规则，不能屈服于世俗压力，而要集聚智慧和勇气，以文化自觉去推动教育文化转型和学校自主发展。”

    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理念，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，并勇敢地去践行。